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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前現代化時期的家庭與工廠制度的形成(中)

    悉尼代写,商科assignment代写,网课代修,论文加急-OnlyEssay來源:網絡  時間:2017-06-30 15:27:00

      三、向工廠制度的過渡

    盡管家庭工業曾經在早期工業化過程的歷史階段上居于主導地位,但家庭作為工業組織的一種形式有其自身無法超越的局限性,從而其主導地位必然地被集中生產的工廠制度所取代。而且,就整個工業化過程而言,家庭工業占主導地位的階段也是不穩定的[6]。只是在確立了“工廠制度”或者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時,工業化過程才真正進入不可逆轉的發展軌道。而“資本主義生產實際上是在同一個資本家同時雇用較多的工人,因而勞動過程擴大了自己的規模并提供了較大量的產品的時候才開始的。較多的工人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或者說同一勞動場所),為了生產同種商品,在同一資本家的指揮下工作,這在歷史上和邏輯上都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起點”(馬克思,1975,一卷,P.358)。而且, 馬克思還明確地指出:“只有消滅了農村家庭手工業,才能使一個國家的國內市場獲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需要的范圍和穩定性”(馬克思,1975,一卷,P.816)。 布羅代爾也曾指出:“進一步看,就其整體而言,這種前工業雖然在相對意義上十分重要,卻不能使經濟倒向它的一邊。直到工業革命時為止,前工業不但遠遠決定不了經濟增長,反倒是經濟增長的不穩定運動,即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故障和停頓,決定前工業的猶豫不前和迂迥曲折”(布羅代爾,1993,第二卷,P.327)。 西德爾也指出了在經濟形勢發生不利變化時,這些“農民兼織工”的“雙重經濟”家庭可能會增加農業活動,減少工業活動,也即向農業回歸(參見西德爾,1996,P.P.61-65)[7]。

    應該指出的是,超出家庭規模的、集中的生產組織形式并非是一種在工業化進行到一定階段之后才出現的全新事物,而是早已存在的一種組織形式,不過在以前的歷史時期中只是個別地存在,從而不占有主導地位。例如,“于貝爾.布爾讓于1924年將15-18世紀全部工業活動分為四類:形同星云的無數家庭小作坊;位置分散、但有聯系的工場;集中的制造廠;擁有機器設備以及用水和蒸汽動力的制造廠”(布羅代爾,1993,第二卷,PP.311-313)。布羅代爾指出:“在大多數情況下,前工業以手工業和包買商制度的無數基本單位的形式出現。在這些分散的基本單位之上,又出現了更明顯地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組織:手工工場和制造廠...人們可能以為,手工工場的壯大是從內部到外部的延伸。但如果想到手工工場的誕生,相反的情形或許更合乎事實。手工工場在城市內往往是家庭勞動網的終點,是生產過程最后結束的場所...一部分工作逐漸趨向集中一所手工工場于是開始形成,雖然其發育過程極其緩慢”(布羅代爾,1993,二卷,P.349)。進一步說,甚至在奴隸社會時期就曾出現過集中生產的大規模工場[8]。也就是說, 分散的家庭工業組織與集中的較大工業組織在時間上曾經是,而且仍然是并存的兩種組織形式,不過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上,兩者的相對地位不同,在經過一個家庭工業為主導的早期階段后,隨著工業化過程的進一步推進,集中式的組織形式取代分散式家庭組織而占據了主導地位。“工業革命所引起的最令人注目的體制方面的發展是一個量變的過程:也就是說,不是由誰發明了工廠生產方式,而是已經存在的這種生產方式的大規模推廣”(羅森堡,小伯澤爾,1989,P.174)。而且,這種替代的量變過程并非主要通過家庭工業的自然擴大而實現,而是在兩種組織形式的競爭中,集中生產方式取得了優勢地位,從而“吞食了”大部分的家庭工業。

    對于集中的組織形式能夠在競爭中取得優勢,從而替代家庭組織而取得主導地位的原因,很多經典作家曾作過大量的論述。例如,一些學者強調分工的作用。關于分工對于提高生產率的巨大作用亞當.斯密曾經作過系統的論述,但亞當.斯密本人更多地論述的是分工與交換的關系,而就一定范圍的分工而言,既可以由分散的生產者間通過市場交換實現,也可以通過企業組織內部的分工來實現。對于分工的后一種形式在某種程度上替代了前一種形式,現代經濟學多用交易成本解釋,認為當通過企業來組織一定的分工體系的交易成本低于通過市場實現同樣的分工體系時,人們就會以企業替代市場。馬克思以及其他一些作者則特別強調機器的使用,馬克思寫道:“...只要機械動力(蒸汽或水)代替人的肌肉來推動機器,工廠生產通常就會出現”(馬克思,1975,一卷,P.504)。也就是說, 工業化在以家庭工業為主體的早期階段基礎上的進一步發展是“已有的前工業企業生產的機械化( 手工企業機械化)”(西德爾,1996,P.125)。顯然,與現代交易費用學派的觀點相比,馬克思以及其他古典經濟學家更多地關注的是生產成本或“轉換成本”方面的因素,即集中的組織形式可以用更低的生產成本生產更多的產品。

    無論如何,我們可以肯定,對于生產組織形式的根本轉變這種重大的社會現象是不能完全用任何單一因素解釋的。例如,機器的采用,或者更一般地說,對組織形式具有一定導向作用的技術發展當然是一種重要的解釋性因素,但它不能解釋組織形式全部的變化。馬克思本人在前述引文的后面接著談到,在有些“場合”,生產“過程的性質并不是一開始就要求大規模生產”。他特別地描述了以分散的組織形式利用蒸汽動力的一種形式:“在考文垂的絲織業里,一種‘小屋工廠’的實驗曾自發地發展起來。由幾排小屋,圍成的方形場地的中間,建起一座安裝蒸汽機的所謂機器房,蒸汽機通過樞軸同各個小屋的織機連接起來。蒸汽一律是租用的,...每個小屋有2-6臺織機,這些機器有的是工人的,有的是賒購的,有的是租來的。小屋工廠和真正的工廠之間的斗爭持續了12年以上。結果是300家小屋工廠完全破產”(馬克思,1975,一卷,P.504)。 有關“小屋工廠”與“真正的工廠”相對“轉換成本”的資料我們不得而知,但可以設想,在“真正的工廠”戰勝“小屋工廠”的過程中,兩種組織形式的相對交易成本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小屋工廠”的組織形式下,只有所有“小屋”使用的織機所需要的動力恰好與它們聯合使用的蒸汽機動力相配套時,才能實現較高的效率。要實現這種配套,需要“小屋”的主人們“一致的贊同”,而在動態的發展變化過程中,要保持這種“一致的贊同”需要付出相當高昂的交易費用。至少在這一問題上“真正的工廠”是一種節約交易成本的組織形式。

    四、傳統人際關系的積極作用

    一般地說,工廠制度取代家庭工業制度,集中的組織形式取代分散的組織形式是由于在所面臨的技術和社會條件下,前者的效率較高,包括轉換成本和交易成本在內的綜合成本較低。應該承認,從歷史上的實際過程看,技術的發展確實是有利于集中的組織形式的,但論述技術發展的這種傾向不是本書的目的,我們下面將主要討論工廠制度取代家庭工業制度的一些社會文化條件。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工廠制度發展的社會條件多有論述,他特別地提出:“資本主義的協作形式一開始就以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給資本的自由雇傭工人為前提”。“工場手工業分工以生產資料積聚在一個資本家手中為前提”。“工場手工業分工以資本家對人的絕對權威為前提”(馬克思,1975,一卷,PP.371,393,394;也可參見第二十四章)。如果我們不考慮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則我們可以將這三句話聯系起來理解:以企業為單位的集中組織形式取代分散的家庭工業組織形式的社會條件可以歸納為二個方面:一是存在大量的、并且是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服從組織紀律的自由勞動力,從而能夠實現勞動力向超越家庭規模的企業聚集,并使企業組織能夠正常運轉;二是存在聚集起來、能夠集中使用,從而能夠用于組建企業、雇傭勞動力的資本。可以肯定地說,在一過程中,文化傳統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9]。

    1、勞動力的聚集

    如前所述,在歷史上,由家庭工業階段向工廠制度階段的過渡,既是工業生產由家庭向工廠集中的過程,也是由農村向城市集中的過程。也就是說,這一過程是與工業生產經過一個以農村工業為主的階段,重新回到以城市為主的過程相伴隨的。因此,勞動力流動的主要趨勢也同時表現出這兩種過程。或者說,這一階段的工業化過程與城市化過程是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重新集中于城市的工業生產組織形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即不再是以家庭為主要的組織形式,而是以集中的工廠或企業為主要形式。

    集中在城市的手工業工場以及后來的機器工業的勞動力,有不同的來源,但其中最重要的有兩個部分:一是原來的農民,二是原來的家庭工業工人。這兩部分勞動者在這一過程中均遭受了一定的痛苦。其中在成為雇傭勞動力之前是農民的勞動者痛楚尤深。很多文獻描繪了歐洲工業化過程中這一黑暗的一面:一方面是農村“圈地運動”中的驅趕,使大批農民被迫離開他們世代居住的茅屋,離開他們世代耕種的土地,成為無家可歸的流浪者和除了勞動力以外沒有東西可以出賣的人。另一方面是城市陌生的工作和生活環境,而且面臨著資本家的嚴酷剝削,使他們在城市中工資收入極低,生活條件極為惡劣[ 10]。顯然,對習慣于農村生活而又面臨這種境遇的農民來說,“單是在一極有勞動條件作為資本出現,在另一極有除了勞動力以外沒有東西可出賣的人,還是不夠的。這還不足以迫使他們自愿地出賣自己”(馬克思,1975,一卷,P.805),“這個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階級,不可能象它誕生那樣快地被新興的工場手工業所吸收。另一方面,這些突然被拋出慣常生活軌道的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適應新狀態的紀律”(馬克思,1975,一卷,P.802)。因此, 當時的統治者常常對不愿接受刻苛的雇傭條件或一時未找到工作的流浪者,施以暴力,乃至處以監禁、施以酷刑。“這樣,被暴力剝奪了土地、被驅逐出來而變成流浪者的農村居民,由于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過鞭打、烙印、酷刑,被迫習慣于雇傭勞動制度所必要的紀律”(馬克思,1975,一卷,P.805)。

    但另一方面,馬克思也指出:“超經濟的直接的暴力”只能是“例外地使用”。在當時那種嚴酷的條件下,單靠暴力的驅趕和強制,只能引發暴亂,而大規模的驅趕和更嚴酷的暴力將會引起大規模的暴亂,造成人口大量減少,使經濟倒退回傳統的農業經濟。這一點可以從中國古代周期性振蕩中得到反證:在中國的歷史上,一旦出現“流民百萬”,就會“餓殍遍野”、“血流成河”、“赤地千里”,以致人口大量減少,經濟大步倒退,不得不通過均田重新構筑起小農經濟體系。歐洲工業化過程中之所以沒有出現這種大規模的、足以阻止工業化過程的暴亂,固然是由于工業的發展產生了新的吸收能力,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沖突。但是,要使這一過程能夠順利進行,還需要有一定文化傳統的支持。也就是說,沖突的緩解部分地在于這些無產者“由于教育、傳統、習慣而承認這種生產方式的要求是理所當然的自然規律”(馬克思,1975,一卷,P.806)。

    費景漢和拉尼斯在對現代發展中國家勞動力轉移過程的研究中指出:“使勞動市場順利發揮功能遇到困難的最重要因素是,一般農業勞動者的主觀偏好可能包括那種傳統的對土地和家庭的強烈眷戀,致使農業勞動者不愿意離開村莊和他的親友們。結果,他們極不情愿把自己置身于一種陌生的工業環境中陌生的紀律約束之下。因此,將一個受傳統束縛的農民集團轉變成一支紀律嚴明的工業勞動大軍,這是一個需要時間的學習和調整過程”。這兩位發展經濟學家接著說:“至少在增長的初期階段,我們應盡可能少地擾動農業勞動力的傳統生活方式,并且肯定不是突然地改變有生活方式,那么,這種勞動轉移過程就會變得比較順利”(費景漢, 拉尼斯,1992.P.32)。用布羅代爾的話說, “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并不取消傳統的活動,而是有時把傳統活動‘當作拐棍’一樣依賴”(布羅代爾,1993,第二卷,P.572)。在勞動者的上述轉移過程中,傳統人際關系恰恰起到了這種“拐棍”的作用。

    在勞動力的轉移過程中,傳統的親戚、鄰里關系提供了一些直接的支持。“T.K.哈雷雯(Tamara K. Hareven)對19世紀前25年的工業城市曼徹斯特、新罕布什爾進行的研究發現,親屬往往充當個人從前工業環境過渡到工業環境的橋梁”(赫特爾,1988)。“當然,親戚關系不是唯一互相支持的網絡,因為鄰居也同樣經常起到類似的作用”(西德爾,1996,P.130)。進一步說,其他各種傳統關系同樣也起到了支持作用。很多農民正是由于在獲得有關信息、遷移費用、適應新工作環境等方面得到了各種親朋鄰里等傳統關系的支持才順利地實現了這種轉移。而且,在這一過程中,特別是在工廠制度形成期,作為雇主的企業也常常主動或被動地利用這些傳統關系。例如,將工廠設在靠近勞動力供給來源的農村地區、雇傭與工廠的組建者原有就具有某些關系的勞動者。甚至不是以個人為單位,而是以家庭為單位接納勞動者,如布羅代爾所描述的:“新建的工廠和企業因而最初在招工時往往接納的不是個人,而是整個家庭,工人主動表示愿意合家來到礦井或棉紡廠工作。在貝里的羅伯特.皮爾工廠,1801至1802年間共雇傭136人,其中95人屬于26個家庭。家庭作坊就以這種方式進入了工廠,其優點是勞動紀律較好,工作效率較高”(布羅代爾,1993,第三卷,P.689)。 利用原有的傳統人際關系不僅有利于解決勞動力來源問題,還有利于使勞動者更容易接受企業所有者或管理者的權威,更快更好地“適應新狀態的紀律”。生活在傳統社會中的人們,特別是農民們,一般不習慣于受嚴密紀律的約束,特別地不習慣于接受陌生人及原來與之平等的人的指揮。但他們卻往往習慣于服從固定的尊長的權威。如果企業的所有者或管理者以前就擁有這種尊長的地位,則無疑地會使工人們“適應新狀態的紀律”更容易一些。事實上,在工廠制度確立的過程中,很多企業也利用了這種既存的“縱向”關系。

    還應指出的是,傳統人際關系對勞動力聚集性轉移的支持不僅體現在工作方面,也體現在生活方面。西德爾指出:“但決不能因此忘記,雇傭工人在其歷史的第一階段雖然可以自由出賣勞動力,但同時卻不得不依靠舊式的家庭提供生存保障”(西德爾,1996,P.247)。米夏埃爾. 安德森對蘭開夏紡織工業區的研究結果表明:“蘭開夏地區的工業使父母與子女之間團結互助的家庭紐帶顯得更加重要了。恰好是生氣勃勃的工業化和具有高度流動性時期,紡織工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多地依靠家庭和親屬關系網的支持”(西德爾,1996,P.127)。總之,傳統、習慣以及傳統的人際關系不僅使勞動者更能適應工業化過程,而且直接地支持了這一過程。事實上,這些現象在現代發展中國家中更為明顯,這也是后發展國家工業化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特點[11]。

    大工業中勞動力的另一主要來源是原來的家庭工業工人。布羅代爾曾經論述道:在由農村家庭工業制度向城市工廠制度過渡之前,已經“出現許多小企業主和一個多少習慣了手工操作的無產階級,也就是說,一批‘柔順的、訓練有素的’勞動力。當十八世紀末城市大工業興起時,他們隨時準備響應大工業的召喚。工業革命將在他們中間吸收后備勞動力,而不是如不久前還有根據馬克思的說法而相信的那樣,在嚴格意義上的農村勞動力中招募工人。農村勞力的人數始終保持穩定”( 布羅代爾,1993,第二卷,P.650)[12]。顯然,與原來的農民相比,即家庭工業工人對受雇于工廠工作,并在陌生的環境中生活更具適應性。西德爾甚至認為:“從家庭工業生產方式到工廠工業生產方式過渡──就勞動力方面而言──之所以可能,在于工人家庭的這種適應能力。...家庭工業工人和手工工場的工人之間,存在著一種靈活的互補關系。家庭工人可以退出家庭工業,成為手工工場工人,或者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家庭工業家庭為手工工場培養了勞動力”(西德爾,1996,PP.130-131)。顯然,這種不全是農民的勞動力來源結構也有助于緩勞動力向城市、向工廠集中的過程中所可能產生的沖突,從而使這一過程能夠更為順利地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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